七旬老太，六月伏天，奔波五个部门，只为了解自己的社保金为何被停发。面对有关政府部门，尽管这个大活人手持各种证件，却依然无法证明自己仍然活着，被告知要去开具一个盖公章的“未死亡证明”———

　　退休28年之后，黄少英已经基本没有什么需要她本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事务了。这个广州老婆婆，每月固定一次从银行取出国家发给的社保“养老钱”。她每天下楼一次，只为参加她最喜爱的社交活动———到离家几十米的茶楼，和一帮老街坊喝早茶。但前不久，这笔“养老钱”出了点问题，她不得不费尽波折，向政府有关部门证明：她还活着。

她已经75岁，身材臃肿，动作迟缓，穿着用最便宜的花布缝制的肥大无袖衬衫和同样肥大的黑色长裤。需要借助拐杖才能站起来，她伸手扶拐杖时，胳膊上的肌肉无法抗拒地球引力，松弛地下垂。努力想像，也很难把她和50年前那个留着时髦的短卷发、身材苗条的国营商店售货员联系起来。

　　2007年7月10日，黄少英去医院看病。多年来她一直被糖尿病、高血压和风湿折磨。几年前，她摔了一跤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，从此只能拄起拐杖。她被告知医保账户内已无钱。工作人员提醒说，可能是社保账户出了问题，这两个账户是连着的。

　　黄少英赶紧打车去银行，查询了自己的社保账户，7月的社保费果然没有到账。她把存折上剩下的5900元钱都取了出来，心里一下子就难受起来。
 
　　退休后，黄少英一直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活。1979年的标准是每月48.8元，现在的标准提高到每月1048元。黄少英一直保留着工作时的记账习惯：每月自付医疗费500元,请人打扫卫生400元。剩下的交完煤气水电，就几乎没钱了。吃饭买菜的钱，全靠以前的积蓄。老伴在世时，3个儿女有时还会给点生活费。老伴去世后，儿女不再给生活费，甚至很少登门看望。

　　发现社保金没了，黄少英一夜没睡。她想来想去，觉得除非是人死了，才会停发社保金。第二天，黄少英找居委会去反映情况。在她印象里，退休后凡事都归居委会管。她不知道居委会的“官”叫什么，当售货员时，单位最大的“官”是书记，所以她一直管居委会的人叫“书记”。“书记”答应帮黄少英去了解情况。一等就是半个多月，回答还是“再问问”。
 
　　7月20日，广州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。黄少英和女儿打车，先到了梅东路医保中心。工作人员说，要恢复账户，必须先去街道开“未死亡证明”。黄少英掏出身份证和退休证。“你看，这上面有我的照片，就是我本人，这还不行吗？”工作人员摇摇头，“我们需要手续，要盖公章的才行。”

　　出得门来，黄少英打车回黄华路街道开证明。“和居委会的同志商量了好一阵子，他们也没开过什么未死亡证明。最后给我写了几句。”黄少英找出一张带红色抬头的信签纸，上面写着“经查，黄少英同志现住越秀区建设街×楼×号，是黄华南社区居民，请社保中心给予办理有关手续。”工作人员从柜子里取出公章盖上，嘱咐她去越秀区社保中心办手续。

　　夏日的广州，打出租车也不容易。在烈日下等了10多分钟，才打上一辆出租车，赶往下一站。进门拿号，已排到50多号。耐心等待2小时后，她递上自己的所有证件和“未死亡证明”，把情况跟工作人员说了一遍，满以为可以解决，却又被浇了一盆冷水：“不是在这里办，你要去海珠区社保中心。”

　　到了海珠区社保中心，黄少英一下子就傻眼了。“办事大厅在二楼，楼梯好高好陡，我走不上去，又不知道有没有电梯。我和女儿说，让工作人员下来看一下吧，我就是个大活人。结果他们还是不肯下来，叫我们去建设街办事处退管办。”

　　退管办的态度简单明了，“你先去银行打一下本，也许钱已经到账了。”黄少英又去了一次银行，还是显示未到账。再去退管办，没等把情况说完，工作人员就打断了她的话，“都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你下周一再来。”

　　回到家，黄少英坐在楼下哭开了。一天跑了五个部门，打车钱花了130元，却连自己的社保金哪里出了问题还没搞清，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补回来。“我年轻的时候当售货员，每天都告诉自己要为人民服务。生下第一个孩子不到56天就去上班。现在老了，去政府部门问一点小事，却给推来推去的。”

　　邻居陈阿姨下班回来，听说黄婆婆被要求开“未死亡证明”，不由怒火中烧。“要一个大活人去开‘未死亡证明’，把高龄老人当皮球踢，哪里有人情味啊！”她自告奋勇，“婆婆，我给你打电话到报社去！让记者给你伸张正义！”

　　接到电话的《新快报》记者钟起龙，很快就赶到黄少英家中。邻居们七嘴八舌介绍了婆婆家的情况：婆婆儿女不孝，老伴过世后，三个子女争夺家产，都想要老人留下的房子，却不肯赡养婆婆；婆婆腿脚不好，走不动了，每天都是邻居帮着从市场带菜回来。最近物价涨了，婆婆吃的常是最便宜的冬瓜，为了节约菜金，婆婆有时连饭也不吃，就下一点面条……

　　钟起龙了解到，黄少英在2007年3月，还办理过退休人员的年审，今年的退休金应该照常发放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第二天，钟起龙和好心的邻居扮作家人，带着婆婆去“要说法”。

　　不想暴露记者身份的钟起龙，首先到了建设街办事处退管办。一工作人员说，黄少英7月份的社保费目前还处在“待发送”状态，并解释说由于7月份社保基金中心系统升级，造成部分参保人资料未及时更新而停发社保费。这名工作人员进一步说明，由于参保人数以万计，因此系统造成的错误必须本人发现后才能更正。
 
　　之后，钟起龙又带着黄少英到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七楼咨询科。工作人员证实黄少英7月份的社保费确实被停发了，但否认了社保基金中心系统出现故障的说法。“据她说，黄婆婆社保被停发的原因是由于没及时提交‘生存证明’，而这个证明由越秀区社保中心和街道退管办提供。”

　　在为婆婆“要说法”的过程中，钟起龙目睹了部分公务员作风拖拉、态度恶劣。他忍不住掏出相机，拍了一张照片。很快有人过来问他是不是记者。

　　8月2日，《75岁老太太领社保金被告知要开具“未死亡证明”》的新闻见报。一辈子默默无闻的黄少英，忽然成了焦点人物。人们在黄老太身上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：每个人都会老去，我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？

　　在广州，为退休老人服务的养老保险工作，被总结为“两级政府，三级管理，四级服务”。和有序的“二三四”相比，出现的却是令人遗憾的“五六七”：五个部门，六月伏天，七旬老太。有媒体发表评论，把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，和国家机构人文含量联系起来。“在此之前，我只知道汽车和工商执照要年审，把活人来年审，感觉有些把人当‘物件’来看的怠慢，唱走了领导们大会上讲的‘以人为本’的调子。”

　　黄少英被风湿的痛苦折磨得彻夜难眠。她计算着手头仅剩的一点存款该怎么花费。她没有安全感，即使在白天，她也用铁锁紧锁自家阳台的大铁门。她为房子而焦虑，她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和她境遇相同的老太太：老伴死后，10个孩子争夺房子却不肯赡养老人。最后警察铐了其中一个，其他人才肯拿钱出来。她抹着眼泪和邻居说，“我现在坐吃山空。等哪天吃完老本，我也跳楼算了。”
 
　　就在她陷入无限痛苦和悲伤时，大门被敲响。黄少英看到一群老老少少涌进她家，有人拎着果篮，有人热情地握着她的手，有人拍着她的肩膀，还有人不停地拍照。来人自我介绍，有建设街道办事处的主任，有越秀区退管办的主任，还有越秀区建设街党工委书记。

　　一位女士握着黄少英的手说：“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街坊了，是有感情的，应该互爱互助。”另一位递上了服务卡：“以后黄姨有什么事，给我们打个电话就好了，我们上门来为你办理。”

　　黄少英老泪纵横，不停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给街道添麻烦了。”马上有人接茬，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！”

　　钟起龙也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，表示已经召开专门会议，教育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，要提高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，并将对全区老人进行摸查，统一配发服务卡，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。

　　有关部门表示，黄少英的社保金，本来要到9月才能补发，但考虑到这是老人的“养老钱”，特事特办，8月就予以补发。8月15日，黄少英再次去银行查询，已到账 2169.28元。
 
　　故事到这里，已经成了一出喜剧。但黄少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她一遍又一遍地问邻居：“我给政府添了这么多麻烦，那些办事人员不会报复我吧？”她把写有自己遭遇的报纸小心叠起来，用塑料袋套好放在身上，“要是有人报复我，我就给他们看报纸。”
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   蒋韡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