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读《世说新语》，有一篇文字讲到三国时的玄学家何晏（汉大臣何进的孙子），说这个著名的“娘娘腔”年轻时就才华横溢，而且长得很俊美，尤其是脸白，在当时可谓“粉丝”无数。魏明帝怀疑这靓仔擦了粉，于是大夏天请他吃“热汤饼”，结果何晏吃得大汗淋漓，脸上白里透红，更加容光焕发。
 
    当时看了故事只是一笑，不料后来翻开注释才知道那所谓的“热汤饼”乃是面条，这就颇为奇怪了。于是查看资料，原来汉魏时面食统称为“饼”，因面条要在“汤”中煮熟，所以又叫汤饼。这汤饼经今人考究，其实就是一种面片汤，将和好的面团托在手里撕成面片，下锅煮成。张岱的《夜航船》中也说面条“魏作汤饼，晋作不托。”那意思是面条在其时分别叫“汤饼”和“不托”。

    作为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人，凭心而论，对于面条我曾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痛恨。这大概是受一号楼306室全体同仁的影响，因为面条在此间被看作是“手头拮据”的代名词。每年学期末了的时候，众人常常翻箱倒柜搜得硬币若干，然后齐聚于面条前发愣，其神情之呆滞，至今思之揪然。记得一河南舍友，某年偶得奖学金，众人大哗，必欲令之赴“小四川”做东。面对众人贪婪而干涸的眼神，此君嗫嚅半天，竟答曰“一人一碗阳春面如何？”，众人遂齐唾其脸，喝骂“你大爷的”。
 
    大学毕业后，我辗转寓居海州，闲暇时也常穿梭于庖厨之间，然而细细回忆当年，却又颇为想念彼时三食堂的各种面条，OK，我已经原谅了它当年对我的胃犯下过的种种罪行。抛开偏见，面条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食物，数千年来仍是河南、山西、山东等中原人民的一大主食，其实是不乏闪光点的。
 

    各地面条的种类，如三鲜伊面、四川担担面、岐山臊子面、酸辣老友面等，可谓不胜枚举，而且故事丰富。拿三鲜伊面来说，传云商朝伊尹的母亲常年卧病，其子为母亲特制用鸡蛋和面，揉擀切条之后，蒸熟后用油煎，即使人不在家，母亲也能很方便的吃面，而且久放不腐。吃面时浇的汤是用鸡、猪骨及海鲜炖制的。伊尹对母亲的照料可谓尽心尽力，所以三鲜伊面又称孝子面。
 
    四川的担担面更是家喻户晓，据云当时挑担沿街叫卖的小贩，那担子上不仅佐料齐全，而且有锅有火炉，现吃现煮要吃多少就煮多少，要加什么佐料就有什么，正是这种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的经营理念，才使得担担面长盛不衰。
 
    脍炙人口的陕西岐山“嫂子面”或称“臊子面”也颇为耐人寻味。有故事说一穷书生因无父母由哥嫂抚养，嫂子不仅做的面条好而且卤好，为了让小叔子读好书求功名，一家人省吃俭用，嫂子特为他打的卤中有肉有菜，齿间留香，还用油泼辣子增进食欲，小叔子果然中举，所以该面誉为“嫂子面”。于是很多人为让自己的孩子求功名，也仿制这种打卤面，但屡屡落榜，羞愧无颜，故又称“臊子面”。
 
    而广西的酸辣老友面则表达了另一番情感，说某人常到一家周氏茶舍去喝茶，后病在家中，店主发现此人未到茶舍，亲自登门才知道老朋友病了，于是特制了一大碗酸辣汤面，并佐以爆香的蒜末和豆豉送上门，老朋友吃完出了一身大汗，身体康复，故称“老友面”。
 
    面条的故事还有很多，虽然看上去均属“小道”，然而在其吃法上，古今文人也曾颇有争论，最著名的当属清代两位才子———袁枚和李渔。袁枚认为“大概作面总以汤多为佳，在碗中望不见面为妙。”他最拿手的本事是作“鳗面”。以大鳗一条，拆肉去骨熬汤，汤中再入鸡汁、火腿汁、蘑菇汁，一大碗汤极少量面。李渔则极力反对这作法，他说：“南人食切面，其油盐酱醋等作料，皆下于面汤之中。汤有味而面无味，是人之所重者，不在面而在汤，与未尝食面等也。”李渔的见解是“调和诸物尽归于面，面具五味，而汤独清。如此方是食面，非饮汤也。”李渔创制的面有两种，“五香面”和“八珍面”。“五香者何？酱也，醋也，椒末也，芝麻屑也，焯笋或煮蕈、煮虾之鲜汁也。先以椒末、芝麻屑二物拌入面中，后以酱、醋及鲜汁三物和为一处，即充拌面之水，勿再用水。”
 
    我个人其实比较赞同袁枚的做法，面条本极为素净，因此在口感方面必须稍添佐料。鳗鱼油脂较多，正好可以荤素搭配，且极利于消化，加之各类汁液的辅佐，在味觉、养生方面可谓上佳。李渔的面虽然有其长处，但是配料过多，似嫌累赘。一方面强调以面为主，一方面又强调作料，五味混合，实在是有喧宾夺主的嫌疑。
 
    话说回来，不管这“面”那“面”，做法如何，作为食品，其实面条只是通过“吃”这个媒介，传递人与人之间的真、善、美，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和慰藉，我想这才是真正发生在我们生活中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人情与人性。